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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访静坐自杀咋就成了罪?

“两会”召开已经进入尾声之时,全国人大代表、广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、民建广西副主委刘庆宁提交一份关于信访的议案。议案中列出了20种应受到刑罚的信访行为,其中包括信访时喊口号、打横…


“两会”召开已经进入尾声之时,全国人大代表、广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、民建广西副主委刘庆宁提交一份关于信访的议案。议案中列出了20种应受到刑罚的信访行为,其中包括信访时喊口号、打横幅、散发材料、静坐,未经批准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地区非法聚集、滞留,信访时采取自伤、自残、自杀、跳楼等行为……这些行为如果多次或有严重后果,那么将依其严重程度,处以3年以下、3年到7年、7年到15年有期徒刑。
如果还有词语来形容我看到这则新闻时的心情,只能是出离愤怒了。如果我有相当的权势,一定给刘代表打个生活勉强自理,然后阻止相关部门处理,帮助他踏上信访征程,领略一下信访的艰难。
试问有谁愿意信访?2010年第2期的《同舟共进》杂志登载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在东欧,我们看不见上访者》。他说东欧“几个国家的总统或者总理府都对民众开放”,“但在那里,我们居然看不到一个上访者——半个都没有”。但是,为什么在中国自古就有上访鸣冤,至今发展到信访的传统呢?
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,当民意诉求在法定通道得不到传递,当民生权益在维护过程得不到保障的时候,人们自然将希望寄托更上一级的部门和领导。一些问题通过信访渠道最终得以解决,也是信访得以普遍存在的催化剂。认为,“我们国家上访潮的存在,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司法的失效”。由于司法体系在体制上受制于地方党政机构,还要“讲政治”,因此,老百姓发现,“决定审判的最关键因素不是法律,也不是法院,而是政府”。因此,只要有了不可解决的纠纷,无论什么性质,感到不公的一方“都会倾向于找政府,一级不行,就再上一级,直至上访到中央政府”。
1951年,我国出台《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》,1996年,颁布了第一部信访法规——国务院《信访条例》。信访制度的确立,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“解决信访问题、化解社会矛盾、维护社会公正”的作用。但是,由于一些信访问题久拖不决,形成重复信访、越级信访,有的甚至演化成了群体性事件,在信访对象之间形成信访积怨。
应该说,尽管在信访问题中存在着夸大其词的现象,但绝大多数反映的基本情况是属实的,原本应该在基层、在小范围内解决的问题之所以造成信访,与官僚体制、效率低下、利益保护、吏治腐败有很大关系。对信访反映的情况不进行彻查,反而责怪信访人员“闹访”, “严重影响领导正常生活秩序和正常工作秩序”的,刘代表并不是第一个人。2009年,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、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就认定“老上访专业户,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”。孙专家还只是要把信访人送精神病院,继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,刘代表却要直接把他们送监狱劳动改造了。
如果说信访人员喊口号、打横幅、散发材料、非法聚集给和谐社会抹了黑,那静坐和自残自杀又惹了谁?对那些通过伤害自身去证明蒙受不白之冤的上访者,刘代表居然忍心下毒手落井下石,不知道良心哪里去了?况且自杀、跳楼行为有可能就要了人的命,这个后果足够严重的,难道还要将死去的上访者拉出重新审判其罪吗?
刘代表并不是不懂事,他也承认“信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”,既然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有此权,身为仆人的领导理当给处理一下,以便让主人满意。闭门不出,闭眼不见,充耳不闻,这是“领导正常生活秩序和正常工作秩序”吗?当官不为民做主,那这个官还有存在的意义吗?
前面我之所以引用关于东欧没有上访者的表述,是因为若干年前他们和我们实行的是一样的制度。作为正宗的社会主义继承人,东欧的这一转变是否给我们提了个醒,信访现象并不需要把信访人全关进监狱去才能根治,关键看政这个治是为民着想还是为官着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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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maiqi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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